目送

華安上小學第一天，我和他手牽著手，穿過好幾條街，到維多利亞小學。九月初，家家戶戶院子裡的蘋果和梨樹都綴滿了拳頭大小的果子，枝枒因為負重而沈沈下垂，越出了樹籬，勾到過路行人的頭髮。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場上等候上課的第一聲鈴響。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媽媽的手心裡，怯怯的眼神，打量著周遭。他們是幼稚園的畢業生，但是他們還不知道一個定律：一件事情的畢業，永遠是另一件事情的開啟。

鈴聲一響，頓時人影錯雜，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麼多穿梭紛亂的人群裡，我無比清楚地看著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個嬰兒同時哭聲大作時，你仍舊能夠準確聽出自己那一個的位置。華安背著一個五顏六色的書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斷地回頭；好像穿越一條無邊無際的時空長河，他的視線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會。

我看著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門裡。

十六歲，他到美國作交換生一年。我送他到機場。告別時，照例擁抱，我的頭只能貼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長頸鹿的腳。他很明顯地在勉強忍受母親的深情。

他在長長的行列裡，等候護照檢驗；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著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終於輪到他，在海關窗口停留片刻，然後拿回護照，閃入一扇門，倏乎不見。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頭一瞥。但是他沒有，一次都沒有。

現在他二十一歲，上的大學，正好是我教課的大學。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願搭我的車。即使同車，他戴上耳機──只有一個人能聽的音樂，是一扇緊閉的門。有時他在對街等候公車，我從高樓的窗口往下看：一個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像，他的內在世界和我的一樣波濤深邃，但是，我進不去。一會兒公車來了，擋住了他的身影。車子開走，一條空蕩蕩的街，只立著一只郵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識到，我的落寞，彷彿和另一個背影有關。

博士學位讀完之後，我回台灣教書。到大學報到第一天，父親用他那輛運送飼料的廉價小貨車長途送我。到了我才發覺，他沒開到大學正門口，而是停在側門的窄巷邊。卸下行李之後，他爬回車內，準備回去，明明啟動了引擎，卻又搖下車窗，頭伸出來說：「女兒，爸爸覺得很對不起你，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車子。」

我看著他的小貨車小心地倒車，然後噗噗駛出巷口，留下一團黑煙。直到車子轉彎看不見了，我還站在那裡，一口皮箱旁。

每個禮拜到醫院去看他，是十幾年後的時光了。推著他的輪椅散步，他的頭低垂到胸口。有一次，發現排泄物淋滿了他的褲腿，我蹲下來用自己的手帕幫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糞便，但是我必須就這樣趕回台北上班。護士接過他的輪椅，我拎起皮包，看著輪椅的背影，在自動玻璃門前稍停，然後沒入門後。

我總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機場。

火葬場的爐門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沈重的抽屜，緩緩往前滑行。沒有想到可以站得那麼近，距離爐門也不過五公尺。雨絲被風吹斜，飄進長廊內。我掠開雨濕了前額的頭髮，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記得這最後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給河馬刷牙

《親愛的安德烈》是每個作為父母、準備作為父母、想過作為父母和作為兒女必讀的書(有誰不是作為兒女的？廢話)。 在這個有點變態的社會環境中，要怎樣去擔當一個父親/母親？MM不是在分享她的心得，也不是在教你要怎樣做，但是，讀了這本書，你就是會想成為MM這樣的一個母親。



現實的一代
安德烈，

我注意到，你很不屑於回答我這個問題：「你將來想做什麼」，所以跟我胡謅一通。

是你們這個世代的人，對於未來太自信，所以不屑於像我這一代人年輕時一樣，講究勤勤懇懇，如履薄冰，還是，其實你們對於未來太沒信心，太害怕，所以假裝出一種嘲諷和狂妄的姿態，來閃避我的追問？

我幾乎要相信，你是在假裝瀟灑了。今天的青年人對於未來，瀟灑得起來嗎？法國年輕人在街頭呼喊抗議的鏡頭讓全世界都驚到了：這不是六零年代的青年為浪漫的抽像的革命理想上街吶喊──帶著花環、抱著吉他唱歌，這是二十一世紀的青年為了自己的現實生計在煩惱，在掙扎。你看看聯合國二零零五年的青年失業率數字：

比利時 21.5%；澳洲 22.6%；芬蘭 21.8%；法國 20.2%；希臘 26.3%；意大利 27%；波蘭 41%；斯洛伐克 32.9%；西班牙 27.7%；英國 12.3%；美國 12.4%；德國 10.1%；香港十五到二十四歲青年的失業率是 9.7% ，台灣是 10.59% 。而數字不見得精確的中國，是 9% 。你這個年齡的人的失業率，遠遠超過平均的失業率。巴黎有些區，青年人有百分之四十出了校門找不到工作。

然後，如果把青年自殺率也一併考慮進來，恐怕天下作父母的都要坐立難安了。自殺，已經是美國十五到二十四歲青年人的死因第一位。在台灣，也逐漸升高，是意外事故之後第二死因。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說，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國家，青年是最高的自殺群。芬蘭、愛爾蘭、紐西蘭三個先進國家，青年自殺率是全球前三名。

你刻意閃避我的問題，是因為…二十一歲的你，還在讀大學的你，也感受到現實的壓力了嗎？

「灰姑娘」的一代

我們二十歲的時候，七十年代，正是大多數國家經濟要起飛的時候。兩腳站在狹窄的泥土上，眼睛卻望向開闊的天空，覺得未來天大地大，什麼都可能。後來也真的是，魔術一般，眼睜睜看著貧農的兒子作了總統；漁民的女兒，成了名醫；麵攤小販的兒子，做了國際律師；碼頭工人的女兒，變成大學授；蕉農的兒子，變成領先全球的高科技企業家。並非沒有人顛沛失意，但我們真的是「灰姑娘」的一代人啊，安德烈，在我們的時代裡，我們親眼目睹南瓜變成金色的馬車，轔轔開走，發出真實的聲音。

我身邊的朋友們，不少人是授、議員、作家、總編輯、律師醫師、企業家科學家出版家，在社會上看起來彷彿頭角崢嶸，虎虎生風。可是，很多人在內心深處其實都藏著一小片泥土和部落──我們土裡土氣的、卑微樸素的原鄉。表面上也許張牙舞爪，心裡其實深深呵護著一個青澀而脆弱的起點。

如果有一天，我們這些所謂「社會菁英」同時請出我們的父母去國家劇院看戲，在水晶燈下、紅地毯上被我們緊緊牽著手蹣跚行走的，會有一大片都是年老的蕉農、攤販、漁民、工人的臉孔──那是備經艱苦和辛酸的極其樸拙的臉孔。他們或者羞怯侷促，或者突然說話，聲音大得使人側目，和身邊那優遊從容、洞悉世事的中年兒女，是兩個階級、兩個世界的人。

提摩

你的二十歲，落在二十一世紀初。今天美國的青年，要換第四個工作之後，才能找到勉強志趣相符的工作。在「解放」後的東歐，在前蘇聯地區的大大小小共和國，青年人走投無路。在先進的西歐，青年人擔心自己的工作機會，都外流到了印度和中國。從我的二十歲到你的二十歲，安德烈，人類的自殺率升高了百分之六十。

於是我想到提摩。

你記得提摩吧？他從小愛畫畫，在氣氛自由、不講究競爭和排名的德國育系統裡，他一會兒學做外語翻譯，一會兒學做鎖匠，一會兒學作木工。畢業後找不到工作，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三年又過去了，現在，應該是多少年了？我也不記得，但是，當年他失業時只有十八歲，今年他四十一歲了，仍舊失業，所以和母親住在一起。沒事的時候，坐在臨街的窗口，提摩畫長頸鹿。長頸鹿的脖子從巴士頂伸出來。長頸鹿穿過飛機場。長頸鹿走進了一個正在放映電影的戲院。長頸鹿睜著睫毛長長的大眼，盯著一個小孩騎三輪車。長頸鹿在咀嚼，咀嚼，慢慢咀嚼。

因為沒有工作，所以也沒有結婚。所以也沒有小孩。提摩自己還過著小孩的生活。可是，他的母親已經快八十歲了。

我擔不擔心我的安德烈──將來變成提摩？
老實說…是的，我也擔心。

不是「孩子」，是「別人」
我記得我們那晚在陽台上的談話。

那是多麼美麗的一個夜晚，安德烈。多年以後，在我已經很老的時候，如果記憶還沒有徹底離開我，我會記得這樣的夜晚。無星無月，海面一片沈沈漆黑。可是海浪撲岸的聲音，在黑暗裡隨著風襲來，一陣一陣的。獵獵的風，撩著玉蘭的闊葉，嘩嘩作響。在清晨三點的時候，一隻蟋蟀，天地間就那麼一隻孤獨的蟋蟀，開始幽幽地唱起來。

你說，「媽，你要清楚接受一個事實，就是，你有一個極其平庸的兒子。」

你坐在陽台的椅子裡，背對著大海。清晨三點，你點起煙。

中國的朋友看見你在我面前點煙，會用一種不可置信的眼光望向我，意思是──他他他，怎麼會在母親面前抽煙？你你你，又怎麼會容許兒子在你面前抽煙？
我認真地想過這問題。

我不喜歡人家抽煙，因為我不喜歡煙的氣味。我更不喜歡我的兒子抽煙，因為抽煙可能給他帶來致命的肺癌。

可是，我的兒子二十一歲了，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成人。是成人，就得為他自己的行為負責，也為他自己的錯誤承擔後果。一旦接受了這個邏輯，他決定抽煙，我要如何「不准許」呢？我有什麼權力或權威來約束他呢？我只能說，你得尊重共處一室的人，所以請你不在室內抽煙。好，他就不在室內抽煙。其他，我還有什麼管控能力？

我看著你點煙，翹起腿，抽煙，吐出一團青霧；我恨不得把煙從你嘴裡拔出來，丟向大海。可是，我發現我在心裡對自己說， MM 請記住，你面前坐著一個成人，你就得對他像對待天下所有其他成人一樣。你不會把你朋友或一個陌生人嘴裡的煙拔走，你就不能把安德烈嘴裡的煙拔走。他早已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一個個人。他就是一個「別人」。

我心裡默念了三遍。

安德烈，青年成長是件不容易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要抱著你、奶著你、護著你長大的母親學會「放手」，把你當某個程度的「別人」，可也他媽的不容易啊。

靈魂清醒

「你哪裡『平庸』了？」我說，「『平庸』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我將來的事業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們兩都有博士學位。」

　我看你…是的，安德烈，我有點驚訝。

「我幾乎可以確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會變成一個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學歷，很普通的職業，不太有錢，也沒有名。一個最最平庸的人。」 

你捻熄了煙，在那無星無月只有海浪聲的陽台上，突然安靜下來。

然後你說，「你會失望嗎？」

海浪的聲音混在風裡，有點分不清哪個是浪，哪個是風。一架飛機悶著的嗡嗡聲從雲裡傳來，不知飛往哪裡。蟋蟀好像也睡了。你的語音輕輕的。這樣的凌晨和黑夜，是靈魂特別清醒的時候，還沒換上白天的各種偽裝。

給河馬刷牙
　　
我忘了跟你怎麼說的──很文藝腔地說我不會失望，說不管你做什麼我都高興因為我愛你？或者很不以為然地跟你爭辯「平庸」的哲學？或者很認真地試圖說服你你並不平庸只是還沒有找到真正的自己？
　　
我不記得了，也許那晚葡萄酒也喝多了。但是，我可以現在告訴你，如果你「平庸」，我是否「失望」。
　　
對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樂。而在現代的生活架構裡，什麼樣的工作比較可能給你快樂？第一，它給你意義；第二，它給你時間。你的工作是你覺得有意義的，你的工作不綁架你使你成為工作的俘虜，容許你去充分體驗生活，你就比較可能是快樂的。至於金錢和名聲，哪裡是快樂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說，橫在你眼前的選擇是到華爾街做銀行經理或者到動物園做照顧獅子河馬的管理員，而你是一個喜歡動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認為銀行經理比較有成就，或者獅子河馬的管理員「平庸」。每天為錢的數字起伏而緊張而鬥爭，很可能不如每天給大象洗澡，給河馬刷牙。

當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義，你就有成就感。當你的工作給你時間，不剝奪你的生活，你就有尊嚴。成就感和尊嚴，給你快樂。
　　
我怕你變成畫長頸鹿的提摩，不是因為他沒錢沒名，而是因為他找不到意義。我也要求你讀書用功，不是因為我要你跟別人比成就，而是因為，我希望你將來會擁有選擇的權利，選擇有意義、有時間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謀生。
　
如果我們不是在跟別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為自己找心靈安適之所在，那麼連「平庸」這個詞都不太有意義了。「平庸」是跟別人比，心靈的安適是跟自己比。我們最終極的負責對象，安德烈，千山萬水走到最後，還是「自己」二字。因此，你當然更沒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為了符合上一代對你的想像而活。

同樣的，抽煙不抽煙，你也得對自己去解釋吧。

MM

你是有選擇的

(轉載自我的舊BLOG)有朋友說我寫《竊聽者》寫得好，不如讀過龍應台再說......(當然，龍的文章是賣錢的、公開發表的，誠然比我用心得多。但我總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寫出她那樣水準的文章)


你是有選擇的


(轉載自2007年3月5日明報)


今年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德國作品《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又譯《別人的生活》)，(註：港譯《竊聽者》) 在取得小金人之前便早已引起了轟動，橫掃德國各大獎項，包攬2006年歐洲電影獎的最佳影片、年度男演員和年度編劇三項大獎……熱烈的關注和議論從德國本土蔓延開來。


本報曾在2006年第四季度娛樂盤點中對該片作出重點推介。《竊聽風暴》與三年前的《再見列寧》有點相似，時間背景都是東德末期，故事將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局不為人知的大規模竊聽行徑公布於眾，同時以一絲溫暖打破同類電影的俗套。


奧斯卡的小金人，使得這部德語文藝片再一次受到更廣泛的關注。知名專欄作家龍應台應本報之約，寫下了對該片的所感所想。——引子


1 列寧聽貝多芬
《竊聽風暴》(《別人的生活》)，今年度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真的很特別。一夜成名的導演，東諾士馬克，是個初出茅廬的人，只有三十三歲。得獎的作品，是個啼聲初試的作品，他的第一部劇情長片。而且，他不只是導演，劇本也出自他的手。從構思到完成，整整九年。


九年前，東諾士馬克還是個慕尼黑電影學院的學生，有一天在家中發呆，聽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突然想到列寧當年是怎麼談這個奏鳴曲的：


沒有比《熱情奏鳴曲》更美的音樂了，驚人、超尋常的音樂!它總讓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樣由衷地覺得自豪———怎麼人類可以創造出這樣奇跡似的樂曲。


一九四九年一月，美國的《時代》周刊報道了莫斯科紀念列寧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情景：


這樣一個人


全共產世界(不日落國)都在紀念列寧逝世二十五周年。在莫斯科，面帶笑容的斯大林和其他共黨重要人物坐在莫斯科大劇院觀禮……如往年一樣，一整天都是歌頌列寧的演講致詞，還包括一個以列寧生平為內容的廣播劇，長達一小時。廣播劇以列寧最崇拜的貝多芬《熱情奏鳴曲》作為壓軸尾聲，並配上列寧的話作為旁白：“沒有比《熱情奏鳴曲》更美的音樂了，驚人、超尋常的音樂!它總讓我像孩子一樣由衷地覺得自豪———怎麼人類可以創造出這樣奇跡似的樂曲。”廣播劇以最甜美的聲音結束：“列寧，就是這樣一個人!”


四十五分鐘之後，美國電台也開始發音，播放美國版的列寧生平。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也響了起來，列寧熱愛這個曲子的話，也被引用，但是，這一回是全文：


……讓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樣由衷地覺得自豪———怎麼人類可以創造出這樣奇跡似的樂曲。
但是我不能常聽這個樂曲，因為，它會影響我，使我有一種沖動，想去贊美那些活在污穢地獄里而仍舊能創造美的人，想去親撫他們的頭。可是這個時代，你不能去親撫人家的頭，除非你要讓你的手給咬斷。你得重擊人家的頭———毫不留情地重擊———雖然說，理論上我們是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們的任務真的很難搞。
東諾士馬克心里已經有一個故事：一個共產東德的秘密警察如何監聽一個名作家的私生活。三年的時間，他藏身在維也納一個修道院里寫劇本，但在動手寫作之前，他已經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采訪曾經做過秘密警察和平民的東德人。
“我發現，”東諾士馬克說，“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內心情感上了鎖的人。他們變成只講究原則的人，感情元素整個被排除、被封存起來。而這其實就是列寧所表現的：他害怕他的感情會壞了他對原則的追求。”


有一個退休的秘密警察邀請東諾士馬克到家中晚餐。很愉快地，這個人告訴他東德秘密警察如何以最高效率搜集“潛在敵對勢力”的“氣味樣本”，只有一次失誤：有一個女人，被搜集“氣味”的時候，她剛好來月經。秘密警察把帶血味的“樣本”給狗去聞，“那狗被搞胡塗了”。
講故事的前秘密警察說著說著就大笑起來。


東諾士馬克坐在一旁喝茶，心中戰栗不已：原來，“徹底的野蠻和文明，隔得那樣近”。


2 布萊希特看加利略
列寧為了保持革命的純粹性而拋棄他最愛的《熱情奏鳴曲》，東諾士馬克就試圖用電影藝術來演繹：如果革命家真正聽了《熱情奏鳴曲》那樣的音樂，世界會不會不一樣?


地點是德國民主共和國的首都柏林，時間是“一九八四”———這絕不是個未經細思的年份。歐威爾的黑色預言，正籠罩柏林。秘密警察魏斯樂，是個奉公守法、愛黨愛國的忠貞公務員。他善於偵訊，用精准的心理手段摧殘敵人意志，取得口供。他相信，國家的安全必須依靠像他這種忠誠共產黨員的無私付出。


領導交給他一個新的任務：二十四小時監聽名作家德瑞曼，找出他的“污點”。


德瑞曼是個典型“體製內”的作家。愛國，不反黨，享有盛名，與黨的最高領導都有交情。所編的劇本演出時，總是冠蓋滿京華的待遇。文人朋友中，有憤懣的不合作者被禁止出境，他不作聲。有批判當局者被監視、被孤立、被“滅音”，他同情，但不行動。這樣被黨所愛，他也自信
自己不在被國家監控的名單內。


他不知道的是，文化部長看上了他美麗的情人，舞台劇演員克麗斯塔。部長將他置入全面監聽，期待找到污點，以遂私欲。克麗斯塔，在絕對的權力下，不敢不從。她先是屈服於部長的欲求，又在威脅之下出賣德瑞曼；文人和藝術家在國家機器的巨輪之下猶如螻蟻求生。


一個前輩導演的自殺帶來了德瑞曼的轉變。深受德瑞曼尊敬的舞台導演，因為“不聽話”而被剝奪了藝術生命，終於以死來表達抗議。嚮來選擇不挑戰當局而如魚得水的德瑞曼，在聽到消息的一刻，沉痛之余，坐在鋼琴前，開始忘情地彈起熱情澎湃的《好人奏鳴曲》———一首以《熱情奏鳴曲》為模板的新曲。


德瑞曼面臨抉擇：他繼續獨善其身，假裝看不見那個充滿壓迫的世界，還是准備犧牲所有既得的利益，起身以行動反抗。


他決定成為行動者。冒著死罪，寫了一篇長文，揭露東德隱藏自殺人口統計數字的文章，透過地下管道，送到西德發表。


認真監聽著他的秘密警察魏斯樂，戴著耳機，當下就聽見了《好人奏鳴曲》，激動不能自已，流下了眼淚。


在此之前，他從德瑞曼的書房里“借”了一本小書出來，躺在床上念，那是布萊希特的詩：


憶瑪麗亞


夏日晴空在我倆之上
深深凝視那朵雲
那樣純白，那樣高
當我再度凝視
它已消失
眼睛如冰冷玻璃，從來不流露任何情感跡象的秘密警察魏斯樂，在深夜的孤獨里，讀詩。


從監聽，魏斯樂當然知悉德瑞曼的“叛國”計劃，忠貞的秘密警察面臨抉擇：他應該忠於他信守了一輩子的愛國愛黨那一套原則，還是他心中被“奏鳴曲”和詩意外敲醒的善惡直覺。


布萊希特的名字在這里出現，也不會是未經細思的。他是東德共產黨供在神桌上的社會主義偉大作家。可是他的兩部盛名之作，《加利略》和《四川好人》，探討了同一個核心問題：在面對不公不義的強權時，個人的抉擇是抵抗還是妥協?在面對善與惡的拉鋸時，個人的抉擇是往善還是從惡?
在布萊希特的劇本里，加利略面對教會的壓迫，選擇了不抵抗的妥協，但是用妥協所贏得的空間設法將自己相信的真理傳遞出去。所以他的學生認為，他的妥協其實是一種真正的英勇。《四川好人》的道德，使得她無法生存；必須依靠一定程度的“惡”，才能保護她自己，讓她的善得以存活。布萊希特半生面對納粹的國家強權，輾轉流離；到了美國，又被邁卡錫反共主義逼迫交代政治立場。個人面對不義的國家強權時，究竟要怎樣做自己的道德抉擇，究竟要如何找到安身立命的平衡點，一直是布萊希特作品里最重要的問題。


在“一九八四”的歷史時空里，作家德瑞曼和秘密警察魏斯樂所面臨的，是和加利略，和布萊希特，同一個問題。


3 穆荷演魏斯樂


東諾士馬克拿著寫好的劇本四處籌錢拍片時，一路碰壁。碰壁的理由都是一樣的：它不是喜劇，而且主題太嚴肅。


柏林圍墻倒塌之後的十五年間，以共產東德的生活為題材的電影不是沒有，但得到市場青睞的幾乎全都是喜劇片，譬如膾炙人口的《再見列寧》，對於消失了的東德社會主義歲月用一種落日余溫的溫情、不傷筋骨的調侃，加上一點淡淡的懷舊情緒，組成了面對過去的主調。《竊聽風暴》在德國引起騷動，除了電影本身的藝術品質之外，一個很關鍵的原因是，這大概是兩德統一十六年來第一部不加糖加奶的，認真刻畫東德秘密警察恐怖統治的影片。


圍墻在一九六一年樹立起來，到一九八九年倒塌的二十八年光陰里，秘密警察最大宗的業務就是防範人民逃亡。七萬五千人因為企圖逃亡而被監禁，八百零九人因為逃亡而喪生。大約七千五百名邊境警察“監守自逃”，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關進監牢。東德總共僱用了九萬名正式秘密警察和十七萬五千名秘密民去管控一千七百萬人民———相對之下，希特勒只用了三萬名秘密警察監控整個德國。十七萬五千名民，包括妻子監視丈夫，學生監視教授，兒女監視父母，情人相互監視。飾演魏斯樂入木三分的名演員穆荷自己，在兩德統一後去察看自己的“忠誠資料”，發現有長達六年的時間，每天嚮秘密警察報告他的言行舉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
所以東德人並不那麼願意去翻開自己的資料。在秘密警察的檔案里，是的，有太多的“真相”，但是知道“真相”，究竟會帶來幸福還是更深的痛苦?大多的電影對東德陰暗的歷史輕輕帶過，是不是因為，人們並沒有那麼大的力量能承受痛苦?或者說，人們也沒有那麼大的力量去承受罪責?


曾經擔任過秘密警察的東德人也組織起來了，添了白發的他們說，他們當初也不過是盡他們的“首土有責”，做的是一份榮譽的工作，並沒有罪責可言。可是那因他們的“榮譽”工作而家破人亡的其他的人們，仍被記憶折磨。政治學上所謂“轉型正義”———在改朝換代、價值翻轉之後回頭來清理是非、分辨善惡、追究獎懲和責任，是二十一世紀的人類仍舊在困惑摸索的巨大課題。


東諾士馬克每天接到很多很多的來信，“有時候，”他說，“我不敢打開，因為，里面有太多痛苦。很多人想來跟我訴說，我只好說，我不是神父，沒法幫你告解。但是通過我的電影，人們似乎認識到一件事：你，是有選擇的。”


他指的是秘密警察魏斯樂。為了不忍見德瑞曼以叛國坐牢，為了忠實於他在聽《好人奏鳴曲》和讀布萊希特的詩時的感動，他選擇放棄仕途，付出代價：被降職到地下室去做拆信員。統一變天之後，他也翻不了身，仍舊在最卑微的底層艱辛求存，做一個遞送免費廣告的送報員。


而在“一九八四”的朝代里呼風喚雨的那個文化部長，統一之後，搖身一變，又是一個新時代的大人物。東諾士馬克的電影用了很多當初東德的機關大樓實地拍攝，但是監獄博物館的館長卻拒絕了他拍攝的請求。原因? 館長說，因為東諾士馬克的劇本不符合史實：整個東德歷史，像魏斯樂那樣“良心發現”的秘密警察，對不起，一個都沒有。

誰的添馬艦

我最喜愛的作家龍應台 (MM) 最近出任台灣文建會主委，成為了建制的一部分。對台灣來講，有這麼一個有心有能力的人出任這個職位，是台灣的福氣。不過，對我這個粉絲來講，這或許代表會有一陣子不會看到MM的作品了。當初她擔任台北市文化部部長時，不就是因為自己身在其位，是官方的代表，所以對於坊間的所有批評，都一概不回覆，一概不談論，就此擱筆了3年嗎？

我們常常讚許逝去的人，仿佛他們一天不死都不能被認同一樣，卻不懂得在他們活在我們面前的時候，去多了解他們、推薦他們，這不是很荒謬嗎？

所以，今天忽然想要把過去我在我的BLOG中所分享的MM的文章，一一放在這裡，我會為它們開一個標題，讓它們作為我人生中的嚮導，時刻提醒我自己，也跟有緣人分享 / 推薦這位我很欣賞的(而且還活著的)作家。

誰的添馬艦──我看香港文化主體性

龍應台女士2006年6月2日於香港大學的演講(原文於2006年6月5日刊於明報)

我知道「作客人要有禮貌」。我知道我「不是香港人，所以不懂香港」。我完全承認「你們台灣更糟糕」。所以，講這個題目還真的「我有壓力」，套一句「巴士阿叔」的真情告白。但是，我也相信香港人的開闊，容得了善意的直率。


添馬艦有故事「添馬艦」這個名詞的來源是什麼？我問了十個香港人，發現十個香港人都不知道。於是做了些研究。添馬艦，HMS Tamar，是英國海軍一艘軍艦，建造在一八六三年──太平天國鬧得正凶、美國正在打南北戰爭的時候。是一艘三千六百五十公噸的三桅運兵船，一八九七年以後，留駐維多利亞港內，成為駐港海軍的主力艦。在一九四一年的香港保衛戰中，日軍入侵，英軍退守港島，港府下令炸毀港內所有船隻以免為日軍所用，添馬艦也被炸沈。


在一個海軍戰俘的網頁上，我找到那個奉命炸沈添馬艦的士兵的日記：十二月十一日，海軍忙碌不堪。所有船隻都開往九龍，接駁撤退的部隊。。。十九點整，上尉下指令要我駛往昂船洲接運傷者。昂船洲已經被連續轟炸了二十四個小時。我運了三個擔架傷者，還有一些勉強能走的傷兵。二十一點，奉命炸沈添馬艦。。。夜特別黑，一點光都沒有，發射魚雷風險很大。。。我發射的第一顆魚雷，沒擊中。


在同一頁上，還有一個短信，作者的祖父當年是添馬艦的水兵。她問的是：「我的祖父一直在添馬艦上，可是最後卻死在里斯本丸的災難中。六十年了，有誰可以告訴我他在添馬艦的生活？」


戰爭結束後，港府打撈添馬艦，一部份撈上來的木板，據說就做了聖約翰座堂的大門。


沈沒水底的戰爭殘骸，竟然轉化為仰望天空的的宗教情操。


一旦知道了「添馬艦」有這樣滲透著血和淚的歷史以後，就很難對添馬艦保持漠然。


但是，為什麼大部分的香港人不知道這些歷史，彷彿不在乎自己的歷史呢？恐怕也不是天生的冷漠，而是因為在殖民教育中成長；殖民帶來物質成就和現代化，同時也剝奪被殖民者對於歷史的細微敏感和自尊自重。


強勢政府，弱勢社會


今天的添馬艦，原來當然是海水，當年的軍艦添馬艦就停泊在這裡。填海之後，就是中環到金鐘海岸線核心區的一塊多出來的空地，以「添馬艦」為名，紀念香港悲壯的烽火歲月。在它「暫時無用」的幾年裡，添馬艦「意外地」成為香港的市民廣場：一萬四千個人在晴空下圍坐著吃盆菜；五千個人聚在一起泡茶；四千個人在星空下肩靠著肩一起看露天電影。這樣一塊「自由放任」的地，在講究精算的香港絕不可能長久。政府決定在這裡建總部。4.2公頃的地面上，2公頃要闢做「文娛廣場」，另一半要建四棟政府大樓，每一棟大約三十到四十層高。那到底是多大呢？總建築面積，相當交易廣場第一期和第二期總和。建築費用？五十二億。


在剛剛興起的添馬艦的辯論裡，讓一個旁觀者最覺不可思議的就是，這麼重大的、影響城市景觀和生態結構的工程案件，竟然可以如此輕易地「過關」。如果是在紐約，在倫敦，在柏林，在東京，甚至在香港人挺「瞧不起」的台北，曾蔭權所提出的「添馬計畫」有太多問題會讓人大喊「未解決」，要窮追猛打了：


譬如問題一，為什麼政府總部要搬遷？人均辦公空間是否真的「嚴重不足」？它的人均辦公空間「不足」是以什麼標準在衡量？跟其他城市的政府空間做過評比嗎？結果如何？跟民間的人均工作空間相比又如何？這些訊息若是空白，它如何證明它的空間「不足」？


譬如問題二，假定數據證明空間確實「不足」，那麼高科技電訊溝通系統是否不能補足？當視訊、網路如此發達而且一天比一天發達的時候，傳統的所謂「辦公空間」的需求是否應該有全新的定義？是否做過調查研究？是否充分舉證了科技亦無法補足空間需求？


譬如問題三，假定人均辦公空間的「不足」有了科學的證明，那麼究竟應該繼續租用私人商業空間，還是擴大原有政府設施，還是乾脆遷址新建，針對各種選項是否做過徹底的分析比較？三種選項的經濟效應、環境影響、永續發展的評估等等，是否可以攤開在陽光下供學界挑戰，請媒體監督，讓社會檢驗？


譬如問題四，假定前述分析比較的結果確實是遷址新建為優，那麼，哪一個地址最為適合？為什麼不是亟需建設的九龍東南？為什麼不是資源分配偏低需要關懷挹注的新界？為什麼不是使用率低得離奇的數碼港？為什麼不是廢棄已久的西環屠房？為什麼一定得是添馬艦？科學的理據和說服在哪裡？


譬如問題五，如果政府總部決定落在添馬艦，那麼九龍東南的規劃是什麼？那麼政府山古蹟群的未來是什麼？那麼新填海中環濱海長廊的具體規劃跟添馬艦之間的呼應關係是什麼？那麼西九龍又將如何？西環屠房要作何處理？


從政府已經披露的資訊來看，這些根本問題都沒有「一個蘿蔔一個坑」的答案，但是五十二億的款項，立法會幾乎沒有異議。各黨派，除了公民黨，很快就不說話了。少數民間團體，只能要求政府在廠商提出標書之後，把模型拿出來展覽。政府既不需要回答對根本問題的追究──因為反正也沒什麼人在追究；也不必做任何白紙黑字的承諾。答應展出招標事後的模型，還強調這是「破例」，而且人民不能給意見，政府已經給人民很大「面子」，做了「讓步」了。香港政府真的強勢有為。民間，也真溫順得可以。
挖土機你為什麼這麼急？
我無意說，政府強勢一定不好。很多政府可能對香港政府充滿羨慕：預算超高（香港政府預算是台北的八倍），主導性超強，社會力超弱。強勢政府尤其喜歡在工程上展現魄力，因為工程是最容易看得見的政績。


香港政府的「勵精圖治」企圖是很明顯的：政府剛剛公布了中環新海濱規劃方案，宣稱要「締造令人嚮往的消閒休憩用地及海港和商業中心」，要「發展成為象徵香港的世界級海濱。」天星碼頭旁將興建三組商廈建築群，包括二十八層高的商廈、十八層高的「無敵海景酒店」，以及九層高但是長四百多米的「摩地大廈」。除了這「世界級海濱」之外，西九龍四十公頃的工程在規劃推動中；添馬艦將有政府大樓群等等，還不必談及大嶼山的開發以及各種跨界大橋的規劃。


政府強勢不一定不好，但是，當我們面對一個「勵精圖治」的政府時，當強勢政府像一個巨大的挖土機在橫衝直撞時，社會不能沒有一個深思的心靈和長遠宏觀的眼睛。我們可能必須在轟隆作響、天翻地覆的挖土機前，放上一朵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


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提醒的是：城市規劃是牽一髮動全身的。


以維多利亞港來說，中環濱海長廊的建築，勢必整個改變 「香港的臉」──舉世聞名的浪漫維港景觀。想像你站到水中央，往維港四周緩緩做三百六十度的觀覽，從西九、尖沙咀、尖東、銅鑼灣、金鐘、中環，上環，一路流轉回到西九，維港的整體景觀，色彩、光影、山脊線與天際線的交錯，海港與與建築風格之間的相輔相成諧調之美，是否有整體的預想呢？或者還是讓每一個海濱工程孤立的、局部的、偶然性依一時一刻之需而發展？


政府山的古蹟群，是香港唯一的一片完整殖民建築風格了，曾蔭權無論如何不願承諾保護，這些古蹟若是有一天剷除了，又變成以金錢計算平方呎的地產價值，香港人能夠忍受這樣對待自己的歷史嗎？如果保留了，添馬艦五十二億的大洞，你又如何填補？


如果這一切都還沒想好──那麼，挖土機啊，你究竟為什麼這麼急？




香港跟誰比？


當主事者總是用「世界級」、「地標」、「香港精神」來描繪自己的「勵精圖治」的企圖時，我們能不能聽見一個小小的，安靜的聲音說，為什麼香港需要「地標」？「世界級」是跟誰比？比什麼？「香港精神」又是什麼？


西班牙的畢爾包怎麼能拿來跟香港比呢？畢爾包需要 Frank Gehry 的古根漢美術館作為地標，因為畢爾包是個極其普通的不起眼的小城，它可以用一個標新立異的特殊建築作為地標來突出自己。香港卻是一片璀璨，地標如雲，當地標被地標淹沒的時候，你還看得見地標嗎？地標還有意義嗎？


如果說，像畢爾包這種只有常民生活而缺特色建築的城市需要現代建築來作為地標，那麼地標簇擁的香港所需要的，反而是常民生活的沈澱，小街小巷老市場的珍愛呵護，讓「市井人文感」更醇厚更馥郁，而根本不是高大奇偉的所謂「地標」。


至於「世界級」，又是跟誰比呢？又是紐約倫敦巴黎柏林之流吧？問題一，為什麼要跟他們比？香港的基礎建設，比他們都好。香港的國際感，超過柏林。香港的治安，紐約不能比。香港的傳奇歷史，比倫敦還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級」，哪來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級」來給自己壯膽增威？


問題二，就是要比，香港要跟這些城市比「世界級」的，仍舊是硬體工程嗎？什麼時候，你終於要開始跟人家比「內涵」呢？為什麼不去和巴黎倫敦的古蹟、老街、舊磨坊、人文薈萃的河左岸、車庫廠房裡的藝術村去比「世界級」呢？


然後，代表「香港精神」的，仍舊是「無敵海景」的酒店？仍舊是已經滿城皆是的購物商廈？這種意涵的「香港精神」，又是「誰」下的定義呢？地產商？還是灣仔、西環、屯門、大埔、深水陂的人民？




一個謙抑樸素的政府


添馬艦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燈光一亮起，香港的嫵媚姿態光彩動人。請問，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擺到舞台上去嗎？


封建時代，貴族以金錢和絕對的權力打造宮殿，宮殿成為城市的中心。在一個現代社會裡，政府是服務市民的「公僕」──它是人民的庫房、機房、廚房、賬房、屠房，也就是一個 service quarter，服務區。誰會把服務區放到舞台上面去？誰會把庫房機房賬房廚房屠房，放到一棟房子最重要的前廳去呢？


城市走多了的人，有一個指標：一個城市政府大樓如果富麗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這個城市是個政權獨大的體制。如果主權在民，公民力量強大，政府大樓通常建得謙抑樸素，謹守「公僕」服務的本分而不敢做權力的張揚。紐約的市政府、柏林的市政府、倫敦的市政府，我們知道在哪裡嗎？他們佔據城市的核心舞台嗎？


所以，嘿，把政府總部遷到西環屠房如何？屠房適合政府的「公僕」地位，而老舊的西環也非常需要社區振興，不是嗎？


中環最突兀的，是解放軍大樓。把軍隊擺在香港面向世界最燦亮的舞台中心，等於是把兵器倉庫放到客廳裡去了，你能想像巴黎把軍隊駐在羅浮宮旁嗎？從前英國人這樣做，是為了炫耀它的殖民權力──企圖之囂張，不言而喻；今天，還有這必要嗎？景觀上不倫不類暫且不說，它所透露的粗暴意涵，更是招引負面解讀。曾蔭權政府最該做的，是設法把解放軍從中環遷走，把海濱還給人民。這不去努力，卻反而更將政府大樓擺到添馬艦去，說是創造一個「市民精神地標」（iconic civic core）。


在很多其他城市，公民恐怕早已「磨刀霍霍」上街抗議了。在一個公民社會裡，代表一個城市的「精神」的，絕不可能是一個城市的政府大樓。它可能是歌劇院，譬如雪梨；可能是博物館，譬如巴黎；可能是藝術家出沒的村子，譬如紐約；可能是老街老巷老廟老樹，譬如京都；可能是一條滄桑斑駁的老橋，譬如布拉格。但是，什麼樣的城市，會把市政府──一種權力機構，或服務區，當作精神標誌？


中環的維港是全世界看見的香港面貌，那面貌，真的是風情萬種。香港希望讓世界看見的，難道是市政府大樓？


把政府大樓放在添馬艦，怎麼看，都讓人覺得有一種權力的不知謙抑，不知收斂。




真正的「香港精神」


更符合「香港精神」的，恐怕反倒是一萬個市民在晴空下圍坐吃盆菜，反倒是五千個人開心泡茶、聽音樂；反倒是四千個人在星空下肩靠著肩看露天電影，一起哭，一起笑。當世界看見的香港，不只是千篇一律的酒店和商廈，不只是冰冷淡漠的建築，如果世界還看得見香港的「人」──快樂的、悲傷的、泡茶的吃飯的、散步的追風箏的，憤怒示威的、激動落淚的，彼此打氣相互鼓勵的香港的常民生活，也就是一個有生活內涵、有人的性格的城市，那才真的是「世界級」的「香港精神」吧？


衡量社會的進步，錢，不是唯一的指標。一個四公頃的廣場，或許失去了以平方呎計算地產的金錢，可是一個面對全世界的正面的香港形象，能用港幣或美金來計算嗎？市民，因為在廣場「歌於斯，哭於斯」而凝聚出來的深遠文化認同和社群意識，能用一平方呎多少來計算嗎？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九日，在同一個地點，我提出對西九龍的質疑。當時有這樣一段話：


在香港，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型態。「意識型態」的意思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或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很多元嗎？不，它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面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還是太古廣場還是置地廣場，一樣的建築，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味，一樣「歡迎光臨」的音調。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見物品看不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複再重複，售貨員也像生產線上的標準模。連咖啡館都只有標準面貌的連鎖店。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裡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


兩年過去了，西九龍前途未卜，中環海濱正準備大肆建築，添馬艦箭在弦上，政府山古蹟群處境堪危，香港的城市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可是，社會裡關心的人卻非常、非常少。兩個月前，我曾問一班大約五十個大學生，他們是否知道添馬艦的事情，答覆知道的只有一兩個。


文化主體性，我想並非僅只是政治層面的六四靜坐和七一遊行，香港和北京的精神拔河。關心香港本地的永續發展，關心香港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香港，是更關鍵的文化主體性的意識呈現。但是，政黨的立場搖擺不定，非政府組織的力量零散薄弱，大學生，對社會議題彷彿完全視若無睹，漠不關心。而他畢業後一旦進入政府，成為官僚體系成員，卻開始強勢行政主導。


陳冠中有一篇文章，我覺得是香港人瞭解自己必讀、外地人瞭解香港人必讀的，叫做「我這一代香港人」。他是這麼描述現在四五十歲這一代，也就是社會主流的：


我們整個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麼一種教育：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什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那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們愛錢。 *

「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的思維，或許可以造就眼前的效率成果，但是窒礙了宏觀的、長期的、永續的思考。「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的順民習慣，或許可以贏得個人的事業領先，但是犧牲了社會整體的進步。


我不懷疑曾蔭權的愛港之心，但是他的決策可能是錯的，龍應台的意見更可能是錯的，但那不是重點。重點是公民參與，是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和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裡，而不是放任菁英官僚和地產財團決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運。


公民以香港為家，對香港負責，這，才是「文化主體性」，才是「香港精神」吧。


* 我這一代香港人。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05. 第8, 10,12頁。


龍應台的文章，真是句句入心，看得我差點要哭出來了。如果我能有她那支筆，你說多好？(一點附加意見，維多利亞港最礙眼的建築物，還有那幢大而不當、嚴重醜化景觀、活像日本真人卡通片中怪獸機械人的手臂的IFC)

打劫和拉布

阿叔好野!!! 

早兩日有單新聞，講一個廿零歲嘅後生仔半夜持刀走去打劫便利店，遇著處變不驚嘅店員阿叔，唔單止成功由打劫500蚊講到100蚊，講掂數後自掏荷包打發左個後生仔(要做幾個鐘先先有100蚊架!!)，仲好言相向，勸個後生仔唔去打劫去揾野做。

雖然個後生仔打劫唔成，實比佢d friend笑死，但係，後生仔，你壞唔晒架，早d行返正途啦。阿伯64歲人都仲去便利店做夜更，你有手有腳有氣有力有青春，唔應該咁樣糟蹋自己。

為左幾百蚊走去犯法，真係好天真好傻架，你點對得住你自己、你父母、你老婆仔女？

蘋果日報180512

其實賺錢有好多方法，只要你上多d討論區，就會發現好多工好等人用，而且人工高又唔困身仲包食添。示威幾個鐘就已經有幾百蚊架喇。

如果你話，你份人好有原則，唔會出賣自己嚟換取嗟來之食，咁你直情係一個有理想、有抱負嘅有為青年，更加唔應該去打劫，揾份正正當當嘅職業，用自己能力去賺錢啦。

如果你話，你打劫都係迫不得已，因為實在無錢係等飯開，但你又唔知拉布、替補機制係乜，唔緊要架，你有冇睇新聞？有個反拉布既阿叔話自己反對替補機制，答錯晒都得啦，咁又多$100。如果你唔怕醜，攞埋大聲公嗌口號、再拋頭露面舉牌、好似阿叔咁接受訪問(講得有point唔知有無錢加!! haha) 好易一日賺成千，何必要以身試法呢？

如果你話，你份人最憎某某黨，走去反拉布即係出賣良心，都唔緊要，有一樣野叫做「打著紅旗反紅旗」，你本著咁嘅心態去賺果$300，係唔係好過d呢？至多唔好接受訪問唔攞大聲公同舉牌囉。學某議員話齋，「食窮某某黨，票投某某黨」丫嘛。有理無理，$300袋袋平安，之後你支持邊個，有邊個知？憑良心去投票，你其實冇出賣自己架，你知道自己做緊乜就得架喇。

如果你話，你係真心反拉布，真心支持替補機制，你都唔差得晒架，至少你有關心社會，肯去思考問題，再得出自己既立場。民主社會，大家有唔同意見係必然嘅，你咁後生就已經有獨立思考，唔好去打劫喇，去表達你嘅意見，用你嘅理據去說服其他人，去體現同捍衛你嘅自由啦。

崩潰刀削麵

可愛的麵店阿姐，YOU ROCK!!!!

老公太忙唔得閒陪我食飯，買左外賣，返屋企睇拉布。

我無意在此討論拉布是否正確，只係想講，一路睇一路都好想笑。相比起無線果套咩咩長安，拉布嘅內容似乎比較有趣同埋有教育意義。

如果我係曾鈺成，我一定忍唔到笑。撞鬼佢鄭家富仲要講用每日大笑10分鐘嚟治療癌症，我真係好想笑，WAHAHAHAHAHAHA。我諗我真係無可能做到曾鈺成。

立法會係好嚴肅嘅地方，成班好尊貴嘅議員，個個年過半百，坐埋一齊討論一個議員如果不幸患左癌症，應唔應該失去被選舉權，本身真係一個好嚴肅嘅問題。但係，所有例子都好滑稽(鄭家富依家講到揚帆出海抗癌，跟住就係收養問題少女抗癌)，跟住曾鈺成好嚴肅地提醒鄭家富話被迫聽一D唔想聽嘅野係會令癌細胞增多，然後，鄭家富仲要好認真咁話會留意下有關資料。

唔得喇，真係太好笑。

我斟左杯淡定紅茶´__>`，一路食住我碗麻辣手撕雞蘭州牛肉刀削麵，一路聽電視，發現碗麵一D都唔辣。唉，一定係頭先果位阿姐唔記得左幫我落單，人地明明話左要中辣架嘛 。

講開呢位阿姐就真係好可愛。佢嘅搞笑程度不下於中銀櫃員機，又係一次唔好問點解事件。

話說我走入元朗一間幾出名嘅刀削麵店，叫一碗蘭州牛肉麻辣手撕雞刀削麵

阿姐：雙拼要加15蚊喔。

我：吓!!!!!加15蚊!!!! (唔係呀嘛？)

阿姐：係呀，蘭州牛肉麵本身係$36蚊，你加手撕雞就加$15蚊。

我：嘩咁貴嘅!!!!!!

阿姐：因為牛肉丫嘛，牛肉就本身係$36蚊。

我：咁手撕雞呢？

阿姐：$36蚊囉。

´__>` (心諗：咁同牛肉有咩關係呀？)

我：咁我要麻辣手撕雞刀削麵加菜。

阿姐：咩菜呀？

我：你有咩菜丫？

阿姐：榨菜肉絲，加$5蚊。

我：´__>` 下？唔駛！生菜得喇。

阿姐：碗麵本身都有生菜。

我：哦。咁算啦。要手撕雞刀削麵中辣。

阿姐：一係你叫餃子刀削麵加手撕雞，就係$36蚊加$2蚊

´__>` (點解燒埋餃子果叠呢又？)

阿姐：(見我唔係好明咁既樣) 如果你叫餃子刀削麵加蘭州牛肉，都一樣係$36蚊加$2蚊，即係$38蚊

´__>` (你舉呢個例子有咩幫助呢？)

我：咁即係，淨係手撕雞刀削麵加蘭州牛肉先至要加$15蚊？其他野都係加$2蚊？

阿姐：唔係，手撕雞刀削麵加蘭州牛肉，就加$7蚊。

´__>`

我：又話加$15蚊嘅？

阿姐：你叫蘭州牛肉刀削麵加麻辣手撕雞，係加$15蚊。如果你叫麻辣手撕雞刀削麵加蘭州牛肉就加$7蚊。

去到呢個時候，我已經忍唔住笑。SORRY~~WAKAKAKAKAKAAKKAAK 但表面上我只係微笑 (忍得好辛苦~~~~)

我望住個阿姐，深呼吸，同佢講：咁我要一碗麻辣手撕雞刀削麵加蘭州牛肉丫，加$7蚊丫嘛？

阿姐：係呀。飲咩？

我：忌廉。

阿姐：忌廉加$4蚊。

我：好。唔該。

IQ題：我最後俾左幾多錢？

多謝拉布同可愛阿姐，喺我睇《三國》之前帶俾我咁多歡樂。